浦江边的“替身”：沪漂女的婚姻迷局与迟来的救赎
这是一套能从客厅大落地窗直接望见浦江对岸东方明珠的公寓。这样的地段，这样的两房两厅，房价必然是贵得吓人。央央坐在宽大的沙发上，给我们讲述她的故事，眼睛不时瞟向正在一旁玩耍的两岁儿子。
作为一位外地来上海奋斗的女孩，30岁的她能拥有这样一套房子，还有一个聪明可爱的儿子，旁人看来已是足够幸运。然而，明眼人都能看出，这奢华的家中，少了一个男主人。
一、天空掉下个“金龟婿”
我偶尔会想，如果三年前那个晚上我没有提前离开公司派对，我的生活是否会走向不同的轨迹。以我当时的精力，通宵玩乐是常有的事。但那天，我只是对挚友阿黛连珠炮般的“下半场”邀请暧昧地微笑，任由他们调侃我是午夜钟声中即将坐上南瓜马车的“灰姑娘”，放肆的哄笑声一直追出半条街。
还在门外，我就听到了隐约的电话铃声。我心急火燎地找钥匙，也顾不上心疼实木地板去换鞋，却依然晚了一步，错过了电话。墙上的挂钟还不到12点，比我预想的时间略早。我开始懊悔自己没有安装来电显示，同时确认一整晚的心神不宁，都是在等这个可能的电话——大维的电话。
我当时的公司主要推销一种新型办公设备。我的日常工作就是捧着一本上海企业黄页打电话，想尽办法绕过前台，直接“骚扰”那些有决定权的男性高管，期待其中某几位能多给我几分钟耐心，成为我的客户。凭借我迷人的嗓音和一口流利的英文，短短两三年内，我已经成为公司的业绩明星。
但大维的慷慨豪迈依然令我大为赞叹。他甚至连“折扣”都不要，温和地默许我将全额作为业务提成打入。阿黛一度怀疑大维图谋不轨，但在屈指可数的几次商务餐后，她也承认，这个上海男人气宇不凡，谈吐有度，作为年近四十而未婚的跨国医疗器械公司区域总经理，根本不像我们这些“新上海人”能钓得到的“金龟婿”。
而我没有告诉她，大维常常在每周六的凌晨给我打电话，总是那句：“丫头，我又想听听你的声音了。”“丫头”，我莫名地喜欢这个称呼，它介于长辈关爱和情侣亲昵之间，形成了一种心照不宣的微妙平衡。
那晚公司派对上演了一段根据《小王子》改编的短剧，狐狸请求小王子驯服她，赋予重复的时间和地点以意义。电光石火间，我突然意识到，如果我不是偶尔在外过夜，大维的电话很可能就是**每隔一周的周六凌晨！**那么，如果这个凌晨我再次无视他的“意义”，他会不会因为失望而停止“驯服”呢？
半个小时的寂静里，我一次又一次地看向电话，最终心一横，拨通了大维的号码。“丫头，有没有人通知过你，声音是一个女人的灵魂……”大维没有提及给我打过电话的事，只是像往常一样倾听我生活中的各种琐碎。正是这一点感动了我——这么多年来，从来没有一个人如此认真地倾听过我。
此后，电话变得频繁起来，但大维却极少提出见面。倒是我对大维的依赖日益加深，甚至多次梦见他，我能感觉到自己对这个男人的渴望正在潜滋暗长。生日那天，我试探性地邀请大维来我的小屋。他来了，也留下了。在共同攀上巅峰时，我模糊听见他喃喃细语：“丫头。”随后，我便被巨大的幸福感淹没了。
二、产房里的邻居与替身身份
我和大维很快就结婚了。我以为自己就这样成为了大维最宝贝的“丫头”，直到我在某个角落里翻出了那几盒录像带。那是很久以前的一段录影，记录着大维和另一个女人的甜蜜时光。我清楚大维的过去不会是一片空白，但看到屏幕上那个**真正的“丫头”**时，血液依然瞬间被抽空，如堕冰窟。
而真正刺穿我心脏的，是那个女人的声音——几乎与我一模一样。
更让我绝望的，是大维接下来的坦诚。他说他和“丫头”青梅竹马；他说他在英国总部培训的那两年，每隔一周的周六凌晨都会给“丫头”打电话；他说如果没有那场车祸，他和“丫头”早就结婚了……世界瞬间塌陷成一堆面目狰狞的碎片。大维的声音仿佛来自遥远的天边，他说：“只要你愿意，我依然会给你一场盛大的婚礼。”
两年后，我在电影院看《云水谣》，看到金娣跑到西藏，将自己的名字改成碧云，真是痛彻心扉，当场痛哭失声。女人多少是有些受虐情结的，正如张爱玲所写，低到泥里去，却又从泥里开出花来。况且我还年轻，自以为除了爱情，没有什么不可以放弃，却唯独忘记了，再绚烂的爱情之花，也无法依附于虚空之中。
婚后的生活出人意料地平静，大维开始习惯叫我央央。我却每每话未出口，就已意兴阑珊。在大段大段的沉默衍生出的尴尬里，我突然开始渴望一个孩子——如果我和大维的过去注定要与“丫头”分享，那么我可以孕育一个只属于我和大维的未来。
大维的回答却是一只吉娃娃。他说他不止一次怨恨过早亡的父母，因为他们没有得到他允许就生他到这世上；他确信自己永远不会喜欢孩子。如果我太寂寞了，可以多带“欢欢”出去溜达。
我只好整日无精打采地在小区里溜着欢欢，甚至恶毒地在它对着大狗狂吠时悄悄放松手里的细绳，希望那些大狗的主人能一脚将它踢飞。很遗憾，那些人比他们的温顺的大狗更有教养。
其中一个牵着金毛的小伙子，甚至两次帮我找回跑出老远的欢欢。我一边言不由衷地说着谢谢，一边腹诽他浑身上下的整洁干净得未免过于刻板。事实上，这个三十上下的“小伙子”很可能比我还大出两三岁，但看着他清亮的笑脸，我固执地认定自己的心境更为苍老。
像两个总在同一时间到同一家菜场买菜的老阿姨一样，我和这位名叫光羽的邻居算是熟悉了。
然后有一天，我终于名正言顺地驱逐了欢欢，因为我怀孕了。在我的孕期进入第六个月时，大维跳槽去了一家国营医疗器械公司，我们心里都很清楚，起决定作用的并非百万年薪，而是那个职位远在苏州。
送走欢欢后，我反而喜欢上了在小区里散步。我心心念念的，全是即将出世的孩子。我甚至不顾老总的一再挽留辞职了。尽管大维没有给我多少生活费，但没关系，我还有积蓄。
八个月时，我开始被频繁的胎动折磨，有次甚至被迫在花坛旁歇息了半个小时。也就是那次，我才知道光羽居然是一位颇有造诣的妇产科医生。他给了我一张名片，建议我去他那里做个检查，因为他怀疑我可能胎位不正。
我去了，然后每日辛苦地做他们独创的孕妇体操，逼迫那个喜欢淘气的小捣蛋转回他该待的位置。我可不愿意接受医生的建议剖腹产。无论如何，生命因为痛苦而刻骨铭心，就算要走一遭地府，也是值得的。
大维对这些似乎漠不关心，只是在预产期前一周才回到上海，陪我办了住院手续，要了最好的病房，雇了两个护工，然后又借口谈一宗大单子，回了苏州。护士对他花钱的大手笔和一张冷脸的反差感到诧异，只有我明白，他一点都没有将为人父的喜悦，只是在履行一个丈夫的责任。
我在医院嚎叫了两天两夜，结果依然被推进了手术室，主刀的正是光羽。
三、离开时不曾说再见
十天后大维再次回到上海，此行的任务是接我出院回家。我一直以为大维会在亲眼看到仔仔时改变态度，毕竟仔仔遗传了他的招风耳和高鼻梁，活脱脱一个小大维。然而大维的冷淡让我心寒，他甚至在仔仔哭闹时流露出毫不掩饰的嫌恶。在请了一个当过“月嫂”的保姆后，他又一次离开了。
大维的绝情彻底粉碎了我的幻想。我甚至怀疑自己坚持生下仔仔，是不是从一开始就是个错误。保姆的照顾不能说不周到，只是除了听她絮絮不休地阐述各种月子汤配方的玄妙理论之外，我们实在没有什么交流。我甚至觉得自己像个囚犯，每日把自己关在卧室里，等着保姆“饭做好啦”的信号。
我开始失眠，无缘无故地焦虑，常常在半夜梦见仔仔被枕头闷死然后惊醒，非要亲手到小床上摸到他的鼻息才能放心。之后发展到甚至白天也会这样，仔仔一分钟不在眼皮底下，我就会觉得他是不是被保姆拐卖了。茶几上的玻璃花瓶被我挪了十几个位置，总觉得有可能被保姆或者自己碰倒摔碎扎伤仔仔，最终扔进垃圾桶才放心……
就这样，每日甚至每时每刻一惊一乍，似乎有操不完的心，即便这样依然总觉得自己似乎有什么没考虑到。我知道自己快撑不住了。从小到大都没有像这样感到孤立无援和绝望过。有好几次抱着仔仔在阳台晒太阳时，都会有“抱着他跳下去”之类可怕的冲动涌上心头。我知道，在这种冲动成为行动之前，我必须做点什么。
我实在想不出还能向谁寻求帮助，只记得在书架的一角放着一张光羽曾经给过的名片。
通电话的当晚，光羽就登门了。听完我的描述，他笑笑说，这种产后抑郁其实很常见，通常连吃药都用不着。最好的药方就是一个任劳任怨、任打任骂，同时始终保持微笑的丈夫。
注意到我脸色急转直下，光羽又补充了一句：“当然，一个能一起散步的妇产科邻居，疗效也不错。”
于是，我又恢复了以前晚饭后在小区遛弯的习惯，只是每次都要等到光羽的短信过后才会下楼，带着仔仔。也许是因为光羽是小家伙来到这个世界上见到的第一个男人的缘故，仔仔跟他竟是没来由的亲近。有时候抱在我手里会哭闹，到了他的手里居然就乖了。
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多。除非值班和天气不好，光羽都会陪我和仔仔在小区里散步。我们似乎养成了一种默契：他从不问我家里的事，我也从不问他是否单身。偌大的小区花园和可爱的仔仔，构成了我们另一种共同生活的主要部分。常常碰到的带着小孙子小孙女散步的老阿姨们，后来甚至公认我们就是一家人。我们都没有否认。我知道，那对于彼此而言意味着什么。
我辞退了保姆，搬回了婚前自己买下的公寓——尽管仔仔出生后一年多来，大维在这里住过的日子总共不过17天，但我依然无法做到住着他的房子，同时和另外一个男人以夫妻的假象招摇过市。搬家那天，我给光羽家的信箱塞了张便条，上面写着简单的一句话：我需要一些时间，不要找我。
离搬家已经有好几个月了。我一直在犹豫。毕竟，我才30岁，仔仔需要一个爸爸，我的房子也需要一个男主人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