课桌上的“三八线”：那个因我而改写命运的同桌

如果说我的初恋里藏着什么，那绝不是少年的意气风发，而是一种挥之不去的恻隐。

遗憾的开端

这种心疼，始于初中毕业考高中的那个夏天。那是个讲究成分与推荐的年代，每个班只有五个名额，条件严苛到近乎残酷。她的成绩出众，成分也清白，唯独卡在了年龄这一关——她比规定大了一点点。

得知落榜的那天，她躲在教室角落暗自垂泪。那是我第一次见她哭，无声无息，却泪流满面。我政审合格、体检过关，最终单人单桌地坐进了文考考场，并顺利拿到了录取通知书。可我却怎么也高兴不起来，因为我心里清楚，我那份成绩单里，有一半功劳属于她。

皂角的香气

我们的班主任是位严厉的数学老师，也是我的父亲。入学第一次摸底考，我把“二分之一加三分之一”算成了“五分之二”，闹了个天大的笑话，被父亲狠狠教训了一顿。随后，父亲找她长谈了一次，之后她便成了我的同桌。

在那封建守旧的村校里，男女生同桌是会被人嚼舌根的。我记得第一次坐到她身边时，脸烫得比红纸还厉害。我个子不高，坐在第一排靠墙的位置。为了避嫌，每次出入我宁愿翻课桌，也不敢贴着她的身子挤过去。

她倒是大方，常常主动找我讨论作业。我生性骄傲，小学起就是第一名，总觉得这些题不在话下。直到有次数学测验，我拿了99分正自鸣得意，斜眼一瞥，她卷子上那个鲜红的“100”刺痛了我的双眼。她似乎看穿了我的局促，温婉地越过那道无形的“三八线”，指着我的卷子轻声说：“你看，最后这个符号你弄错了。”

那是时光里最柔软的磨合。后来，身为组长的她开始监督我交作业。端午节时，她会悄悄塞给我两个粽子，香甜软糯；自家果子熟了，她也会摘一兜带给我。我们在讨论功课时越挨越近，她发丝间淡淡的皂角香扑在我的脸上，酥酥痒痒的。在那件薄薄的衬衣映衬下，少年的呼吸变得紊乱，心中涌动的急流，连课桌都快压不住了。

错位的结局

初中毕业后，我鼓起勇气给她写了一封上万字的长信，那是少年人最赤诚的告白。可那封信像石沉大海，始终没有回音。

再次见到她，已是高中毕业后。在嘈杂的县城大街上，她蹲在地上摆地摊。两年不见，她消瘦了许多，头发蓬乱，曾经爱俏的姑娘变成了一个平凡劳作的妇女。她领口微敞，正忙着给怀中嗷嗷待哺的孩子喂奶，嘴里还不停地和顾客讨价还价。我蹲下身想问问她的近况，问问那封信的下落，她却像是没看见我一样，扭过头去介绍商品。那一刻，我心里酸得难受。

又过了两年，我成了当地的一名民办教师，借家访的机会终于寻到了她的家。

“要是早点收到你那封信就好了。”她看着我，眼神里尽是荒凉。 “毕业我就写了啊。”我惊愕不已。

她说，那封信半年后才辗转送到她手里，而那时，她已经定亲了。为了让她弟弟能去区公所医院当医生，她答应了家里的安排，嫁给了区公所副书记的儿子。那是个患有小儿麻痹症、走路都困难的男人。

她眼含热泪地埋怨我：“初中的时候，你为什么不主动点？老师特意找我谈话，把我编到你桌子边，就是想让你……”

我愣在原地，如遭雷击。原来，那位班主任——我的亲生父亲，早已看穿了儿子的心思，在那个守旧的年代，他曾默默为我们搭过一座桥。

只是那时候，我太年轻，也太胆怯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