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象牙塔到穷乡僻壤：我那段跌撞起伏的村官岁月

求学的时光大抵是一生中最快活、最无忧无虑的，那十几年里，我曾有过无数美妙的憧憬：或是披上白大褂救死扶伤，或是站在三尺讲台教书育人。然而，现实却在我大学毕业后的那场漫长等待中，给了我一个措手不及的转折。在那个体制变革的节点，我阴差阳错地告别了象牙塔，走进大山深处，成了基层从政大军中的一名“村主任助理”。

在此之前，我一直生活在理论堆里。大四实习时，我带着一种“素质教育”的傲气走进初一课堂，不备课、不带书，试图让学生掌握学习的主动权。结果一周后的测试，及格的人屈指可数。指导老师的无奈和学生的迷茫，成了我职业理想碎裂的第一个裂痕。而当毕业一年后，我坐上前往小镇计生站的班车时，我终于意识到，人生理想的落脚点，竟然是那片我从未深入接触过的黄土地。

下村的第一天是局促的。跟着三个性格迥异、走路风火的基层大姐，我看着她们熟练地让农户家里的年轻女子取尿样、插试纸、发红本。这种琐碎且带有某种“刺探”意味的工作，让我目瞪口呆。酒桌上，面对村干部的热烈劝酒，我这个所谓的大学生话都说不连贯，只能在心里苦笑：这哪里是来当官的，这分明就是知识分子下放劳教。

那是一个极其偏远的行政村，八个自然村寨散落在深山褶皱里。最初，我总觉得理想被消磨在了一次次的档案整理和季度妇检中。直到那年七月的一场罕见暴雨，潮水漫过了镇区。为了统计灾情，我执拗地带着累得气喘吁吁的村长走遍了每一块田间地头，那是我第一次真正丈量这片土地。

在村里的日子，我也曾见过原始而淳朴的一面。走在碎石铺就的山路上，听着村民们亲热地叫一声“小崔”，看着寨子里鸡飞狗跳、烟火缭绕的田园图景，那些孤独感竟慢慢淡去了。

但在这些琐碎里，小娥的出现却成了一个沉重的符号。

小娥是普查出的流动人口，一个挺着大肚子的年轻姑娘，没有婚约，只是跟着男友寄居在一个半道士的木石老房里。面对这个棘手的工作对象，我不得不一遍遍上门劝说。我看过她因思家而红肿的眼，也见过她那个空空荡荡、家徒四壁的避风港。直到那个寒冷的早晨，她的男友因为偷盗被抓，唯一的马被变卖，走投无路的小娥孤身一人找到我，请求打掉那个已经成形的胎儿。

钱不够，我摸出兜里仅剩的五十块钱递给她。她揣着那点活命钱，顶着寒风，一个人消失在我的视线里。我至今不知道她后来承受了多大的痛苦，只知道那是一种被现实生活生生撕裂的钝痛。

第二年，我被调回了镇政府办公室，坐到了笔墨文书的案前。我再没机会走进那个七零八落的村子，也没再见过小娥。那段日子像是一场湿冷的梦，它不仅磨掉了我的书生气，更教会了我什么是生活的真相：现实从不等于理想，而我们要做的，只是在无可选择的境遇里，努力当好这个时代的见证者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