从校园“神坛”到计生一线：我下基层当“村官助”的那一年

求学的时光大抵是人生中最无忧无虑的。那时我们谈理想，说要当救死扶伤的医生，或是教书育人的名师，总觉得未来有个极高的起点在等着。然而，现实的浪潮很快将我推向了另一条路。作为师范专业的学生，我曾在实习时尝试过一套“放权给学生”的超前教学法，结果全班仅5人及格。指导老师让我反思，我却暗自认为那是素质教育的必然阵痛。

本以为会在教坛大展拳脚，命运却转了个弯。毕业一年后，我通过竞争上岗，成了小镇计生站的一名挂职村主任助理。昔日的书生，就这样猝不及防地走进了田间地头。

下村的第一课：原来工作是这样干的

报到第一天，我就被三位风风火火的计生大姐拉下了村。那天，我坐在颠簸的下乡车里，听她们谈论着“孕环检”。到了农户家，她们麻利地让年轻妇女取来尿样，撕出一条蓝白相间的纸条一插，片刻后便在红本上勾勾画画，叮嘱几句便走向下一家。

我站在旁边，嘴巴惊讶得半天没合拢：这就是基层工作？这就是我以后要独立负责的战线？

随后，领导把我“交接”给了村里。村长看着我瘦弱的样子，眼神里透着几分怀疑，大概觉得这个话都说不溜的大学生是来“劳教”的。那一晚，我喝下了人生中第一碗浓烈的土酒，也彻底明白，大学里的理想正一点点被现实的磨刀石磨平。

从“抓丁的”到“崔小弟”

计生工作的难度超乎想象。起初我进村，村民们见我就躲，背地里叫我“抓丁的”，生怕被拉去做结扎手术。为了打开局面，我只能一遍遍地走。

我负责的村子地跨八个自然寨，战线拉得很长。有时候为了统计受灾情况，我一天之内走遍了每一块田头。渐渐地，谁家姓什么，谁家有几个娃，谁家该做手术了，我心里都有了一本账。

最让我难忘的是那些藏在大山深处的山寨。那里的一草一木都带着原始的宁静，村民们淳朴得让人心疼。他们不再喊我生分的“崔助理”，而是亲热地叫我“崔同志”或“小崔”。走在寨子里，常有农户拉着去吃饭喝茶，推都推不掉。那种世外桃源般的烟火气，竟让我这个曾经心比天高的读书人，在鸡鸣犬吠间找到了一丝归属感。

小娥：那个雨季里的沉重抉择

在所有农户里，小娥的家最特殊。她和男友未婚同居，住在一栋透着古怪气息的老木屋里，房主是个半路出家的道士，常年云游在外。

我们搞人口普查时，才发现小娥已经挺着大肚子躲了一年多。这不仅是我的失职，更预示着一个悲剧的雏形：他们家徒四壁，甚至连个像样的炉子都没有，如果孩子生下来，生活将难以为继。

我多次上门做工作，劝她引产。小娥总是眼眶通红地沉默着，她的男友是个长相俊俏却手脚不干净的年轻人，威胁说只要她流掉孩子，就立刻分手。小娥在那份盲目的爱里挣扎，无助得像狂风中的枯草。

转折发生在那个阴冷的早晨。小娥的男友因为偷窃被警察带走，被判了一年多。原本就摇摇欲坠的家，只剩下小娥一个人和那个沉重的肚子。

那个早晨，小娥主动来到单位找我。她说，她想把孩子引掉。

手术需要三百元保证金，可她掏遍全身只有两百多。那是月底，我也兜里空空，最后硬是凑出身上仅有的五十元塞给她。她揣着钱，低着头，挺着肚子慢慢走远了。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她。我不知道那个身体单薄的女孩后来受了多少苦，但那种沉重感，至今仍压在我的心头。

不久后，我被调回镇政府担任秘书，离开了那个七零八落的村庄。偶尔回想起那段日子，眼前的红枫叶总能让我想起山里的黄泥小径。现实虽不等同于理想，但那一年的公仆生涯，让我真正读懂了生活这本大书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