茉莉花开：那个被送走的二哥，成了父母最后的依靠

很小的时候我就知道，家里本来不该只有哥两个。我上面还有个二哥，但他不住在城里，他在乡下。

当年母亲生了三个儿子，大哥、二哥和我。二哥五岁那年，被送给了大伯。大伯两口子一辈子没孩子，绝望中求到我父亲门前。父亲看着家里三个男孩，心一横，决定过继出去一个，总不能让亲哥哥断了后。

母亲哭得撕心裂肺，可事实就这么定了。大哥八岁懂事了，哭闹着不去；我还在吃奶，离不开妈。最终，那个夹在中间、最不显眼的二哥，成了被命运选中的人。母亲抱着二哥一路哭到车站，车开了还在后面追。这一走，二哥就成了几千里外乡下的“福生”。

山高路远，母亲病了一场，后来日子久了，加上父亲忙、我们要上学，二哥的身影渐渐在记忆里淡了。只是每逢过年过节，他回来探亲时，我们才发现，他变得越来越像个外人。

我五岁那年第一次对二哥有深刻印象。他十岁，又黑又瘦，穿着不合身的短裤。母亲跑过去想抱他，他竟然下意识往后退了一步。大娘迷信，把他当女孩养，给他扎了个小辫子。在我和大哥眼里，这个推着小平头、梳着小辫子的二哥，土气得让人难以接受。

那时候，我父亲是教授，母亲是舞蹈演员，家里有钢琴，吃穿都是最好的。二哥想摸摸琴键，我一把推开他：“别动，弄坏了你赔不起！”母亲给了我一个耳光，我却因此更恨这个“乡下土包子”。带他去吃西餐，他连叉子都不会用，局促地说不喜欢牛排。我们兄弟俩故意吃得飞快，看他的笑话。

二哥只住了三天就走了。后来，他很少再来。大伯大娘身体不好，他留在乡下种花、照顾老人。我上了大学，大哥去了美国，我们都觉得这个“种花的二哥”没出息，丢了家里知识分子的脸。偶尔他来北京，带几盆茉莉花，母亲塞钱给他，他总是憨厚地拒绝，说够用。

再后来，大伯车祸成了植物人，所有的重担都压在二哥一个人身上。他为了找人帮衬家务，二十一岁就草草结了婚。大伯大娘临终前拉着他的手流泪，觉得毁了他的一生。二哥却笑着说：“爸，妈，能给你们养老送终，是我的福气。”

大伯两口子走后，二哥继续种他的茉莉花。大哥在海外定居，我也在办英国留学的申请，母亲看着满头白发的父亲，叹气说：孩子都飞走了。

变故发生在父亲中风那天。

我们兄弟三个重聚在病床前。父亲瘫了，不会说话，但意识还清醒。大哥第一反应是怀疑二哥回来争家产，私下跟我嘀咕：“咱们都在国外，别让他把爸的版税和房子给吞了。”

这话被母亲听到了，她流着泪推开门：“我白养了你们！实话告诉你们，你们父亲早把一辈子的稿费全捐了。现在的我们，就是两个身无分文的累赘！”

我和大哥都愣住了。没了钱，还要面临漫长的护理，这烂摊子谁接？大哥为难地说美国太远，老人不适应；我还没结婚，学业正忙。

这时，二哥开口了：“妈，跟我回乡下吧。那里空气好，我还有个大花园，你们就在那儿安度晚年。”

那一刻，我和大哥羞愧得无地自容。父亲虽然不能说话，却拼命地点头，眼眶里全是泪。

一年后，父亲竟然能在乡下下地走路了，还能帮着二哥修剪花枝。二哥打来电话，声音里透着喜悦。我终于明白，让父亲好起来的不仅仅是乡下的空气，更是那种血浓于水的、不计回报的爱。

如今，每当我想起家，鼻尖似乎总能闻到那股淡淡的、清雅的茉莉花香。那是二哥的味道，也是这个家最后的一抹温情。